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管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导。长期从事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研究，多次主持或参与国际组织、国内政府部门组织的课题。
主持人：本报记者 徐恒杰 袁赛
男嘉宾：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 张红宇
新世纪以来，随着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出台，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大环境有了深刻的变化，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那么，当前我国农业农村改革面临哪些新的形势和挑战？如何在粮食“八连增”的基础上继续夺取粮食生产的大丰收？怎样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好势头？近日，我们特邀请张红宇司长走入本期对话，就当前的“三农”发展形势进行探讨。
主持人：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总产量达到11424亿斤，增长4.5%。这与落实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直接相关，也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了保障。那么，请您给我们谈谈今年的“三农”形势如何？
张红宇：对于当前的“三农”形势，我认为总的来看，国内是又好又确实有些不确定因素在里面。从宏观走势的角度来看，今年我国把GDP增长目标下调为7.5%，这对缓解资源压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大背景。主动调整经济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讲，对今年农产品供给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今年农产品需求大的趋势不会有变化，增长速度的压力可能相应的比去年有所缓解，整个大环境增长速度减缓，那么对农产品供给的压力也会减缓。支持这种看法的是，农产品价格去年下半年都是比较缓慢的增长，增长较快的也是个别产品。也就是虽然增长有急剧增长和缓慢增长的区别，但是农产品价格还是呈现一个缓慢上升的现象，这是整个国民经济调控带来的一个趋势。第二个，从国际上来看，去年全球的粮食产量达到23.5亿吨，比前年增长3.435%。因此，从全球粮食来看，粮食的供应还是比较宽松的。去年下半年，全球粮食价格呈现由急剧上升到逐步放缓的态势。当然，国际上又有一个大背景，就是石油价格高攀，会给全球物价带来一个冲击。石油、柴油、农产品成本上升，肯定是一个不确定性因素。这会让农产品投入成本上升，也必然会造成下半年农产品产出价格的上升。也就是说，去年上半年——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是一个急剧上升——平缓上升——又有可能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主持人：刚才您谈到今年GDP增长目标的下调，给我国农产品的供给带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因此，今年我国农产品价格会呈现一个缓慢上升的趋势。那么在这种趋势下，您对我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持一个什么样的预期？
张红宇：刚才是我对中国农业的一个宏观趋势的看法，在这么一个看法之下，我对今年、未来中国农业有这么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外部环境好、基础好、前景好。
首先，环境好。就是整个经济现在处于一种可控、可预知的态势。一是，各级政府对农业重视程度没减弱，仍然是重中之重，是主要抓手。从中央大的方面来看，去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首次超过1万亿元，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12287亿元，比上年增加1868亿元。2011年国家主要用于粮食的农业“四补贴”规模扩大到1406亿元，,今年财政部拨付农资综合补贴资金高达243亿元。二是投入确实在增加，表现在总量、单项和价格上。特别是小麦和水稻的最低收购价格。水稻最高价达140元/百斤，小麦达105元/百斤。三是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框架确确实实在健全。
其次，基础好。这个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最近看起来，从争取粮食丰收的角度来看，今年的工作是扎实的，措施是跟进的，通过努力，一万零五百亿斤是有把握的，2012年的粮食生产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二是农民的收入基础好。根据统计，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两年超过城镇居民。特别是各地政府都在出台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等等，农民的收入较前几年有了较大的提高。三是农村的民生事业发展基础好。包括：各地营养餐计划、各地合作医疗和新农合标准、养老保障覆盖计划全面、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四是农村改革成为一个亮点和突破口。就是土地承包权流转，去年达到17.29%，各个地方根据要求在也在稳步推动，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劳务输出的地方人少，土地流转推进比较快。第二个是农民组织程度也比较快，例如，农村各种合作社去年都达到52.7万家。这些合作社涉及到农村经济生产、加工、贸易等各个方面。第三个是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去年，产品创新、组织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都有举措。农村保险中国家补贴品种也在增多。第四个，农业部积极推动新形势下农村改革方案。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包括农村金融改革、构建政府支持保护框架和农村改革试验区等各个方面。一个是现代农业示范区，一个就是推动新形势下农村改革试验区，这是今年一号文件提出的两大任务。今年要在改革方面有所突破。主要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
第三，前景好。国民经济三驾马车，投资、贸易、消费，现在看起来，主要是内需不足。而我们农业的前景好。一是农产品的各项需求是旺盛的，也就是生产只管生产，但生产出来一定能卖的出去，价格是往上走的。虽有个别产品，如去年土豆卖的困难，但总的来说，农产品的各项需求都是旺盛的。这是由于绝对人口带来绝对量的增长。二是大量劳动力转移出来了，大量的人口要吃要喝，带来了转变性需求。三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食物结构升级带来的成长性需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对于农民而然，这几年的食物性结构变化是巨大的，主要是对肉、奶、蛋的需求。四是由于克服经济危机，应对气候变化，对粮食的间接需求。这种需求不是虚拟的，是实实在在的。
总的来说，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是旺盛的，农业的基础作用是丝毫没有改变的。虽然国家经济中第一产业的比率下降，但它的基础作用丝毫不变。因为只有农业发展好了，国民经济才能可持续，如果农业形势发展不好，一定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制约作用。反过来说，国民经济形势大环境不好，农业发展也一定会倒退。同时，农业发展好对我们保增长、控物价一定是一个正面的驱动，对克服全球粮食危机，避免粮食价格过高有一个缓冲作用。因此，从国民经济环境来看农业，有上面这三个好。
主持人：我们知道，粮食安全问题事关国家安全，是国民经济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头等大事。去年我们实现了粮食的“八连增”，那么今年我们要继续实现粮食的丰收，需要把握哪几个趋势？根据这些趋势，我们又应该采取哪些对策？
张红宇：今年我国粮食要实现丰收的目标，有两个大的趋势是需要把握的。一是从粮食和农产品供给角度来看，虽然我们实现了粮食八连增，但是粮食供需的紧张关系仍是一个长期趋势，高成本、高价格的趋势不会变。二是从未来形势来看，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里面的供需平衡、产需平衡、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以及自给和进出口平衡问题，都是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
如何实现这些平衡？如何克服资源所带来的压力？
我想，首先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依靠科技进步来解决我们粮食的安全。也就是文件中所讲的，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在这个前提下，有四个关键环节：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换、科技推广、科技人才培养。其次，要抓主产区。抓粮食主产省、主产县。再次，抓新型经营主体。最后，要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主持人：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农村经济运行的一个亮点，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正在逐步提高。2012年，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方面还应该给予怎样的政策支持？怎样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好势头？
张红宇：农民收入去年和前年表现得非常好，但是从今年到未来一个时期，农民收入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我的基本看法是，农民收入今年要特别关注。也就是说如果农民收入今年搞得好，能够借鉴各个地方的成功经验，把各个地市好经验归纳上升到国家战略，很可能五年十年以内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缩小，去年是1∶3.13，能不能变为1∶2.8、1∶2.5？如果处理不好，城乡差距就会加大，对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带来压力。十五年以后，也就改革开放五十周年的时候，如果城乡差距还是1∶3，还是在1978年1∶2.53那么个基础上徘徊的话，那就是大问题了。因此，对这个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农民的收入问题要千方百计从四个方面来解决。一是各地要因地制宜，认真研判各地农民增收的途径和渠道。二是各地要通过改革，确保农民财产性收入。三是通过改革，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四是要确实要特别重视特别人群，特殊地区，如湖北、江西、内地渔民的收入。
主持人：从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您认为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到底该怎么走？
张红宇：我国的城镇化确实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改革开放30多年，如果以10年为一个单位的话，第一个10年我们靠的是乡镇企业，靠的是家庭承包，把我国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第二个10年靠的是外向型经济。低成本的工业化，农民到沿海地区只是出卖劳动力，人的问题，地方政府是不解决的。住房、教育资源、社会保障都不解决。所以我们工业化的成本非常低。如果加上社会保障的话，成本就高起来了。那么90年代，我们就是靠这个。第三个10年。也就是2008年之前的10年，我们靠的是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房地产。未来10年靠什么？必须走城镇化道路。这个城镇化是什么？第一，人要能够走得出（农村）；第二，权利要特别的明晰，要能够带得走。在我看来，城镇化在未来1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将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动力。
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是指什么呢？以前只要劳动力，不要社会保障，现在是既要劳动力，也要社会保障。由于过去不解决生计成本、生活成本，只解决它的劳动力，可能一天10元钱就可以了，现在把住房、教育资源、医疗放进去，这就要一天20元钱了。健康的、可持续的城镇化才能反映工业化的真正成本，所以说，它对工业化是有意义的。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也就是农民真正洗脚上田了，不会是今天不种田，明天又种田。当然，这个就要说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了。一百亩地现在只有五人种了，以后只会减少，不会增多。因为农业的生产效率是会不断提高的。这有两个问题需要克服。一是统计中的城镇化和真正城镇化。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二代农民工要真正城镇化；二是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悖论。2001年到2009年，城镇占用土地面积扩大了75%，但人口城镇化只增加了20%左右。所以我想说的是，要实现真正城镇化还需要很大的努力。
那么怎么建立真正的城镇化？一是要发展中小城市，大城市转移成本太高，所以我主张发展中小城市。2850个县城应成为城镇化的主体。二是要分区域。区域主要是在中西部地区，随着沿海产业向内地的转移，随着区域发展成效的显现，中西部区域应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区域。三是要分群体。城镇化的主体是农民工二代。现今农民工队伍中，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涌现，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力量，出现了一些更为复杂的新问题，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些新问题？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尽力去解决的。四是要分阶段。任何改革推动政策里面都有一个分阶段。各个地方要因地制宜地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分阶段进行，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两步到位。五要解决重点问题。这主要包括：稳定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平等社会保障、不能侵犯进城农民合法权益等等。六是要深化农村改革。这主要是要在土地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方面有所创新、突破。土地制度改革主要是两个方面：公益性土地范围要缩小；要考虑农民的长期利益，通过法律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不改变土地用途。农村金融制度方面，主要是农业发展现代化贷款难，必须在金融组织创新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