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各个媒体都在进行年终盘点，网络上也评选出今年的很多新词热词，纷繁复杂，热闹异常，或回味，或思考，或欢唱，或追寻。但“新生代农民工”，却并不多见。
这批16岁~30岁的年轻人，已占据全国1.5亿外出农民工的61.6%，不能被忽视。套用目前流行的一首来自仓央嘉措的诗：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回顾过去，展眼2011，新生代农民工有三个关键词，一是表达，二是尊重，三是希望。
期待表达不再缺失
2010年伊始，“新生代农民工”就开始频频见诸媒体。毫无疑问，这些年轻人的生存与精神现状，某种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未来。于是，在2010年岁末的一个寒冷的冬日，记者进入一个建筑工地，试图对他们进行微观式地剖析。
那天的风很大，京城玉泉路与阜石路交叉口旁，是河南华泰建筑有限公司的建筑工地，几百名农民工正在大风中进行劳作。记者遇到了3位80后农民工：王世专、王自认、周金峰。
在诸多媒体里，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被描述为染彩发、打耳钉，老一代农民工两个大包，一头乱发。这都有些片面，一个数量近亿的群体，样本不会全部如此极端。
记者看到并认为，这3位衣装普通，外貌朴拙的农民工更能代表目前的农民工群体的普遍特征。
他们的面相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风沙的磨砺使他们的皮肤老化比较严重。看上去，他们都比实际年龄大4到5岁。
采访是艰难的，因为，他们不会表达，特别是王世专与王自认两位架子工，见到记者还十分紧张，手不停地搓着，总是不知道说什么，不好意思地笑。
目前，伴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劳动成本也随之大幅上涨，这一点在北京这个工地得到了印证。
两位架子工每人一个月可以拿到近4000元。这与之前印象中月收入不足以糊口的状况比，可以说令人有些意外。而周金峰主管这个工地的整个后勤，属于管理层，一个月可以拿到5000元。
一系列的颠覆在此后的采访中不断出现，周金峰在自己的宿舍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他经常还在上面“偷菜”，和家里的老婆孩子进行网络聊天和视频。
王自认、王世专睡觉前会看书，特别喜欢看二月河写的皇帝系列，偶尔也会和工友喝酒。
实际上，记者逐渐感觉到，这些劳动者和万千存在于这个偌大城市里的普通职员，在生活感觉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上班干活，下班休息，娱乐。可是我们总是喜欢把他们与我们剥离开，似乎他们和我们存在着差距，和城市的劳动者不在一个平台上。
他们辛勤劳作的形象在大风中模糊，在话语表达渠道缺失的情况下，我们过多地一厢情愿地在他们身上消费我们的同情，有时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他们对获得认可与进步的期冀。
记者关心的是农民工怎样看待媒体对待他们的形象呈现？
渴望个体得到尊重
周金峰在采访中说，现在农民工和最早先的还是不太一样，希望媒体能够关注下我们的新面貌。
记者很惊诧他会这样说，因为，农民工维权难等问题，媒体的报道实际上对改变他们是有帮助的。伴随采访深入，记者了解到他这样说是源于普通人的自尊。这给了记者思考这一问题的另一个角度。
实际上，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愿意将自己置于一种因弱势而被人怜悯的境地。事实上，一种弱势心态的长期滋生也是不健康的。所以，周金峰这样生活开始爬升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曾经的媒体建构形象不是很认同。
这源于一种默默地进步，既有物质保障的实际进步，也有新生代农民工的觉醒。媒体自身也有反思的空间，传播学者曾做过这样的研究，经过量化分析，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关键词基本是被侵害的，可怜的，没有什么保障的。农民工形象逐渐标签化。
公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也是复杂的。
曾经采访过北京城郊的打工子弟学校，采访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一个学校班上流动儿童多了，北京当地的家长就是再难也要把自己的孩子转到北京孩子多的学校。可是，这些家长没有一个人说真正瞧不起农民工。这种复杂的现象给人很多启示。
在北京办了十多年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张歌真告诉记者，不要瞧不起农民工，很多人经过艰苦努力已经开着奥迪车来送孩子上学，而一位在北京卖高级水果的河北农民工告诉记者，他一年可以赚到几十万。“农民工自身也在分化。”
这种现实，在媒体的报道里很少出现。很多时候，这个庞大的群体缺失话语表达的畅通渠道，所以他们的内心世界得不到充分的表达。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当媒体和社会一味地消费自己的同情心时，却不知道此时的农民工作何感想。
留存向上的希望
如今，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员，但是目前尚未打破的城乡二元体制，特别是一纸户籍将他们的身份与城市“主流”生活区别开。
目前，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新市民”一词，认为流动人口为城市做了巨大贡献，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具备了在城市扎根的能力。是城市的“新市民”。可城市尚未能充分应对，将这些人容纳为新市民。在这一点上，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表现的尤为突出。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子女教育，养老体系、社会保障这些附着在户籍上的东西，他们都无法获得。这不能不说这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成长将会造成巨大障碍。比如在流动儿童教育上，这3位新生代农民工说，自己根本不想在城市立足，赚点钱就回老家，孩子也放在老家。如果继续在城市打拼，就意味着要把下一代受教育的权利牺牲掉。因为留守肯定会出问题，带过来，也无法保障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周金峰他们已经年近30，考虑问题比较成熟，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遇到了更年轻的农民工张曼，她只有20出头，在餐馆做服务员。实际上，她和她身边的朋友都是独生子女，虽然家在农村，可在父母眼中同样是宝。同时，在国家落实义务教育政策下，她们都念到了高中。
这样的现状让他们和城里的孩子本不应有太多差别，她们也会玩手机，去逛“动批”买衣服，看到店里有年轻人聚会，她也想过去一起玩，但城里人是拒绝的神色。让她觉得自己生活在城市，却不属于城市。
年轻人都有梦想，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具有很强的改变命运的动力。但是目前城市在给这些人提供的上升渠道不能说是完全顺畅。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一些极端的悲剧。
一位从事流动儿童教育研究的专家曾忧心忡忡地说，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下一代如果被城市强行隔离开，使其产生疏离感，后果会十分严重。
很多年轻人接受了各自媒体的冲击，特别是互联网信息的冲击，他们想融入现代化的城市和生活。他们也追星，喜欢玩各自新潮的东西。家里也不十分需要他们寄钱回家，挣到的钱多数花在自己身上，只是，他们对未来会很迷茫，在乡村和城市的十字路口，他们驻足与踯躅。不知道将去哪一边。
对其中不少人而言，农村肯定是回不去了，一是不适应，二是基本也不会干农活，城市他们未必能够有能力留下，因此，在精神空虚与迷茫间，一些年轻的农民工很容易失去控制，走向极端。
城市需要做的，是不要让他们迷茫，留给他们希望，希望在，话语表达渠道在，记者想这个群体就会更加“普通”，也许这就是周金峰们希望的，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想被孤立与另眼相看。
